
穷苦家庭的孩子,若想求学,往往要如囊萤映雪、凿壁借光那样艰苦。而那些富裕子弟则可能拥有一面墙的大书柜,几十平米的大书房。学习条件的差异股票配资指数网,是无法回避的事实。有人认为,正是在困境中经历磨难,才能成就真正的人才;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,学习者应当有最优的条件。民国时期,正是两位校长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舞台。
一、秘密动工,教育先行 民国时期,西方教育方式刚刚传入,大学尚处于起步阶段。那时,大学里的学生和教授,几乎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。教育,曾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,无论战乱如何肆虐,人才永远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。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是愈演愈烈,而中国军方早已有了备战之策。 然而,对于教育界而言,最大的问题却是如何迁移校区。1935年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筹备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,趁着北方战火还未蔓延,提前将师生们南迁。 三所大学的校长们秘密拨款,开始在长沙建造校舍,计划在1938年完工,然而,谁也没有预料到,1937年,战火已经燃起。当时有些校舍还未完工,为此,他们只能临时租用当地圣经学院的一部分校舍,先将师生们安置下来,躲避战乱。 在这一时期,清华大学为加速撤离,在清华园火车站连夜将几列火车的书籍和设备搬走。这些书籍和器材是师生上课、研究的必需品,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带走这些东西更有象征意义——他们希望敌人无法轻易夺走国家的文化和智慧。 二、破烂宿舍,校长相争 1937年,三所大学的校长抵达长沙,对临时大学的宿舍进行考察。眼前简陋的宿舍,几块板子拼凑的床铺,和他们在北京、天津的校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当场表示:这样的宿舍根本无法让学生安心学习,学生住在这里,怎么能做研究,怎么能报效祖国? 然而,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却认为,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下,能有一个地方让学生安心学习已经十分不易,若再要求太高的条件,恐怕就显得不切实际。他甚至提出: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。他认为,无论是北大、清华还是南开的学生,未来都将成为国家的栋梁,即便在艰苦的环境中,也应该能够适应。 这时,蒋梦麟突然插话道:如果是我的孩子,我绝不让他住这样的宿舍! 张伯苓则毫不示弱,坚定回应:如果是我的孩子,我一定让他住在这里! 两人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,家境都不错,过得并不算艰苦。若要说差异,那就是张伯苓曾是清朝水师的成员,他亲身经历过战败和投降的痛苦,因此深知国家缺乏人才,才转而投入教育事业。而蒋梦麟的人生较为顺风顺水,赴美留学时深受导师宠爱,未曾经历过太多的艰难与困苦。这一背景上的差异,或许正是两人争执的根源。 三、三路大军,再度迁校 尽管蒋梦麟与张伯苓争论不休,他们最终还是让学生们住进了临时宿舍。只不过,这样的居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,因为长沙很快也变得不再安全,三所大学不得不再次搬迁。这一次,广西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,但在深思熟虑后,他们最终决定迁至云南昆明。 当初他们以为长沙已足够偏远、安全,但事与愿违。为了确保这次迁校成为最后一次,他们选定了昆明,最终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。 然而,将整个大学从长沙迁移到昆明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为了避免战乱,三所大学将师生分为三路前往昆明。 第一路选择了步行的方式,从长沙绕道香港、越南,最后抵达昆明。虽然这条路漫长且崎岖,但一路上没有战事,且相对安全。陈寅恪便是这一路线上的一员。 第二路则采用了汽车、火车等交通工具,从湖南经广西进入云南。这是三条路线中最为轻松的一条,步行的时间不长,途中有广西政府的接待支持,冯友兰、钱穆等人便走了这条路。 第三路被认为是最艰苦的一条,他们步行穿越湘西,进入广西,再到云南。一路上山路险峻,土匪威胁不断。幸好,沈从文是这一队伍的成员之一,他出身湘西并且有从军经历,凭借自己的经验协调组织,确保了队伍的安全。通过这次迁校股票配资指数网,三所大学的师生们不仅展示了非凡的毅力,也为中国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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